常樂寺舊有河朔第一古剎之稱，問了度娘，有這樣稱呼的古剎還有安陽的靈泉寺。作為邯鄲人的我，自然認為常樂寺“河朔第一古剎”的稱呼最為正宗。當然，自己的認為終歸是自己的認為，常樂寺的歷史究竟是怎樣的呢？因為關于常樂寺的記載太少。那就從名字的變遷寫一寫吧，這才發(fā)現(xiàn)常樂寺并沒有一個真正屬于自己的名字。從建寺開始，它一直作為北響堂寺的附屬設施存在。直到明代弘治二年1489年北響堂寺這個名字出現(xiàn)后，才把常樂寺這個名字給它。

還是試著介紹一下吧！這一切得從現(xiàn)存常樂寺遺址上的一塊金代碑刻開始。正隆三年（1158年）二月八日，一個叫胡礪的武安籍官員，應當時常樂寺主持宣秘大師師彥的再三邀請，寫了一篇小美文。

在這里插一句，雖然關于宣秘大師師彥的記載很少，但他絕對是當時很有德行的大師。首先，他有宣秘大師的師號，現(xiàn)在的師號跟昵稱似的，只要喜歡自己就可以取一個，高興了還可以改。在金代得到師號是非常困難的。僧侶的考選規(guī)定三年一次，這種考選每次以八十人為限，由朝廷指定官員辦理。就經(jīng)律論三部進行考試，中選的授為三宗法師，法師中學行優(yōu)異的，朝廷才敕加名德稱號。其次，從碑文記載的大師跟胡礪的幾次見面，可以看出宣秘大師在官場也是左右逢源。圣僧和官員交往在東晉南北朝時期絕對正常，但在金代完顏亮執(zhí)政的期間，對佛教嚴格限制。宣秘大師能與官員交往，而且是完顏亮特別器重的官員，就沒那么簡單了。

話說回來。宣秘大師請胡礪寫小美文的目的，就是想宣傳一下自己，卻成了如今大家寫常樂寺主要的資料來源—刻于金正隆四年的《重修三世佛殿之記》。

       尤其是碑文中的一段話，快被大家用壞了：文宣（北齊高洋）常自鄴都（今邯鄲臨漳）詣晉陽（今太原），往來山下，故起離宮以備巡幸，于此山腹見數(shù)百圣僧行道，遂開三石室刻諸尊像，因建此寺，初名石窟，后至天統(tǒng)（高緯565-569年）間改智力，宋嘉祐（1056年9月—1063年）中復更為常樂寺。自兵興由茲山險，固為盜賊淵，數(shù)以致焚毀，十不存一二。

       當然，短短的這幾句話信息量也很大：第一、常樂寺建寺的原因—石窟的配套設施；第二、常樂寺始建于北齊天保年間（550年五月—559年十二月）；第三、常樂寺有三個曾用名：石窟寺、智力寺、常樂寺；第四、由于戰(zhàn)亂數(shù)次被焚毀，古跡十不存一二。

這段涉及到常樂寺歷史的內(nèi)容，是宣秘大師講給胡礪的，只是簡要籠統(tǒng)的介紹一下而已，大多數(shù)內(nèi)容需要其他資料相印證。

關于常樂寺始建的時間，碑文記載是北齊天保年間......文宣......遂開三石室刻諸尊像，因建此寺......，并且交代了常樂寺是作為石窟的附屬設施而建造的。而在《續(xù)高僧傳·釋園通傳》中，道宣在對鼓山進行考察后認為是東魏初，......自神武遷鄴之后，因山上下并建伽藍......。這里需要插一句，《續(xù)高僧傳·釋園通傳》最主要的部分是描寫了一部佛教的桃花源記。

按《北齊書》記載：東魏天平元年（534年）九月，神武（高歡） 于洛陽立清河王世子元善見為孝靜帝，北魏自此分裂為東西二魏，成立東魏后，高歡認為洛陽與西安太近，又遠離自己的根據(jù)地晉陽，所以于東魏天平元年（534年）十月倉促遷都到鄴都。到鄴都后（534年以后），鼓山上下就開始“并建伽藍”。

在《續(xù)高僧傳》中還有關于北響堂寺的記載。僧稠是南北朝時期著名的禪僧，是少林寺的第二位主持，首開少林寺習武之風�！独m(xù)高僧傳·釋僧稠傳》記載：北齊天保二年（551年）， 應北齊文宣帝高洋之召，入鄴都說法。天保三年（552年），文宣帝在鄴城西南八十里龍山之陽為構精舍名云門寺，請以居之兼為石窟大寺主兩任綱位。石窟大寺就是現(xiàn)在的北響堂寺，說明在天保三年北響堂寺已經(jīng)是有名的官寺了。那么與北響堂寺一起建造的常樂寺，也應該是有一定的規(guī)模。

正如金碑記載的：文宣......于此山腹見數(shù)百圣僧行道......能有數(shù)百圣僧行道，恰恰說明天保年間常樂寺與北響堂寺已不是一般的寺院，更不是新建的寺院。

雖然金碑和《續(xù)高僧傳》記載的真實性都有待考證，但由于《續(xù)高僧傳》成書于唐代，距離北齊不算久遠，我比較傾向于相信《續(xù)高僧傳》，常樂寺始建于東魏時期。


      關于常樂寺曾經(jīng)的三個名字，我想大家是有誤解的。金碑上記載初名石窟，隨后查一查石窟寺，石窟寺就是指的石窟。資料也顯示，現(xiàn)在的北響堂寺最初叫作鼓山石窟寺（南響堂寺叫作滏山石窟寺），因為常樂寺是北響堂寺的附屬配套設施，所以最初也應該被叫作石窟寺。石窟寺并不是常樂寺的第一個名字，或者說并不是完全屬于自己的名字。

而關于金碑記載的常樂寺的第二個名字智力寺，情況就有點復雜了。

智力，佛教認為佛有十力、四無所畏、十八不共法；菩薩也有菩薩十力、四無所畏、十八不共法。十力，就是十種智力，就是十種力用。清人趙殿成更認為：十力是如來的別稱。既然智力二字在佛教有非凡的意義，能用智力來命名，說明這個寺院在北齊天統(tǒng)年間重要程度，也是沒誰了。

按照金碑上記載：后至天統(tǒng)間（高緯565年四月—569年十二月）改智力。而《唐邕刻經(jīng)碑》明確寫著……于鼓山石窟之所......起天統(tǒng)四年（568年）三月一日， 盡武平三年（572年）歲次壬辰五月二十六日……在武平三年五月二十六日以后，唐邕依然稱北響堂寺為鼓山石窟，而不是在天統(tǒng)年間已經(jīng)改的名字智力寺。

《唐邕刻經(jīng)碑》的內(nèi)容還是很可靠的。而且，文獻記載鄴城可考的寺院39所，其中明確列著鼓山石窟寺、滏山石窟寺、智力寺。另外在《續(xù)高僧傳》中但凡涉及到北響堂寺的記載，仍舊稱它為石窟寺。

讓人懷疑智力寺與鼓山石窟寺是兩所寺院。難道北齊天統(tǒng)年間常樂寺有了自己第一個名字—智力寺？

然而，關于智力寺的資料并不多。我只查到兩個，一個是近幾年發(fā)現(xiàn)的一首唐詩，鄭迥《登智力寺上方》：鷲嶺欹危路不窮，遙疑直上九霄□�！跄陮殑x開初地，幾處花龕在碧空。回望□□迷故國，遠尋煙翠到天宮。多慚理郡時□□，未去樊籠聚落中。

除了這首唐詩，就是一個關于胎記的有趣故事了。唐代總章元年（668年）道世（ ～683年）所著的《法苑珠林》，里面有一篇《馬家兒》，算是胎記最早的記載。發(fā)生地是智力寺，講述人是當時智力寺的主持玄高。

但是這些都說明不了智力寺指的是現(xiàn)在的北響堂寺還是常樂寺。而且，到目前為止，并沒有在現(xiàn)在常樂寺遺址發(fā)現(xiàn)任何北齊時期的文物。

也許，577年北周滅北齊，北周武帝宇文邕繼續(xù)滅法，鄴城重要的寺院都被嚴重損毀了。也許，關于這一切的記載就安靜的刻在遺址上哪個碑文中；也許，常樂寺被叫作智力寺時期的文物就安靜的深藏在遺址上的哪個地方。

從東魏始建到北齊更名，石窟寺也好，智力寺也罷；一個寺院也好，兩個寺院也罷，這些都不重要。

緊鄰北響堂石窟的那么佛造像，它必是有佛性的，它自然會知道一切有為法(有生、住、變異和消失的事物)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的道理，自是把一切都空掉了，然后再把空也空掉......

    《續(xù)高僧傳·釋明芬傳》出現(xiàn)了關于常樂寺歷史上的第一個建筑—白塔。......仁壽（601年正月—604年十二月）下敕，令置塔于慈州之石窟寺......。現(xiàn)在專家研究現(xiàn)存在常樂寺的那座宋塔，始建于隋仁壽年間。當然，這還是記載，關于常樂寺歷史的實物，就是現(xiàn)在邯鄲市博物館里展覽的諸多唐代造像。估計在大唐盛世的時候，常樂寺應該是香火旺盛，供養(yǎng)極多。

興盛了二百年后，常樂寺迎來了歷史上的第三次滅法—唐代會昌滅法（845年）。在《入唐求法巡禮行記》卷四中，當時的目擊者日本僧人圓仁記述，山東、河北一帶的寺院，到處是僧房破落，佛像露坐；寺舍破落，不多凈吃；圣跡陵遲，無人修治。

       顯德二年（955年）起，后周柴世宗又開始了新一輪的滅法，只留下前朝帝王有賜與匾額的重點佛寺，其余寺院一律毀去。再加上戰(zhàn)亂數(shù)以致焚毀，古跡十不存一二也是在情理之中了。

       經(jīng)歷了三次法難和數(shù)次戰(zhàn)亂，常樂寺終于迎來了一次的繁榮，那兩座精美的宋代經(jīng)幢就可以證明。也是在那個時候—宋嘉祐中（1056年9月—1063年）復更為常樂寺。

常樂，取自佛教的涅槃四德—常樂我凈。佛教認為，一旦證入涅槃，就會具有真正的常樂我凈。

當然，到這個時候，常樂寺這個名字還不是單獨屬于常樂寺。再從碑文來找線索。碑文一開始胡礪就說余舊聞吾鄉(xiāng)鼓山常樂寺，多圣賢之遺跡，為登臨之奇觀。請注意，胡礪說常樂寺的遺跡需要登臨才能看到。未至十余里，雪大作，寺依山麓林間，精舍已在望中......，請再注意，寺在山麓，山麓是山坡和周圍平地相接的部分，很明顯這里說的寺就是現(xiàn)在的常樂寺。

胡礪還是冒著大雪到了常樂寺，宣秘大師親自迎接安排胡礪到東軒住下，并一直陪伴海聊了一夜，胡礪也有些小激動想來日勝游，通夕不寐。天明的時候，雪已經(jīng)一尺多厚了，還是一點停的意思也沒有。估計是時間比較緊，胡礪只好辭別了宣秘大師回家，......所謂圣賢之遺跡，登臨之奇觀，竟無見焉。

從碑文中胡礪講述的那次常樂寺之游，可以看出，當時的常樂寺還是指的山上的北響堂寺和山下的常樂寺兩部分。胡礪對于現(xiàn)在常樂寺遺址上的景觀，雖然就在眼前，他卻沒有一句半句的介紹。也許，這樣是為了突出后文講述宣秘大師的功德。

上面介紹過宣秘大師師彥是有德行的大師，受人擁護。所以才能在那個嚴格限制佛教發(fā)展的年代重修三佛殿。原來的山下三世佛殿距離山門22步，往年僧眾以歲時作大佛事，常病于狹隘，而竟亦無可奈何，宣秘大師使其退后14步，筑而廣之，庭宇廓然，完曠冠于一方。后又塑了三世佛造像（胡礪把三世佛的佛號寫錯了，但是為什么當時沒有人提出來？還是這里面還有故事，留著來日再慢慢琢磨吧）。

直到宣秘大師時期，常樂寺的建筑才有了比較確切的記載。寺院主要建筑能夠完曠冠于一方。

當然，從各種文獻記載看，歷代都有修繕。明代武安縣志記載：智力寺在鼓山之麓，正統(tǒng)（1436-1449）二年修；現(xiàn)在遺址上石柱上雕刻的康熙三十二年（1693年），說明那一年有過修葺。上聯(lián)僅存三字：紺殿卜□，下聯(lián)剩六個字：琳宮飛鼓 右瞻□□。

不管開始有沒有自己的名字，不管初建的原因，常樂寺也是經(jīng)歷了一千五百年的風雨，幾度興衰，雖然終為瓦礫之墟，讓我們這些凡俗的后人們追憶和惋惜，但它稱為河朔第一古剎也絕不過分。

當然，作為佛家圣地，常樂寺自然是不會在意這些。如碑文所說非色非聲，無形可擬；非名非數(shù)，無相可觀；非去非來，不膠其用；非久非近，不拘其時。

是理也，予皆不能知之。